居安思危还是铺张浪费:乾隆为何六下江南?

在后世的戏说中,乾隆帝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六度“下江南”的南巡之举。这有时被解释为帝王出于艳羡江南繁华的心血来潮,仿佛一位难以禁受人间烟火诱惑的神灵;有时杂以微服私访的小故事,表现他与民间的直接接触;有时又被视为奢华的排场,甚至需要为清朝的没落负责。长久以来,这段历史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激发了如此之多的传说,却缺乏相应的严肃解释,两者甚至根本不成比例。清史专家郭成康因而曾说:“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

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中估算了乾隆六次南巡的总支出,结论是约在1900万~2000万两白银之间,相比起当时户部银库的储量,任何一次南巡的平均开支都仅占该年白银盈余的5%~10%,因而他认为:“乾隆皇帝决定着手南巡,不必理解为是‘财政上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应看作是‘财政丰裕’的产物。”乾隆在位期间所谓“十全武功”的历次战争,开支达到了惊人的1.51亿两,但唯独南巡常被视为铺张浪费,这恐怕并不是因为数值高低,而是因为在人们心中,南巡被看作是“非必要的”消费性支出;但他认为,乾隆之所以坚持南巡,从更广阔的视野下来看,其意义远不仅此:它事实上“关乎清帝国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乾隆南巡图》局部

据此,南巡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是旨在维护权力的一套话语和象征的展示。由于清朝特殊的异族统治背景,这又是一种特殊的、兼具民族与王朝维度的制度安排,是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家产制统治。在分析解读历史文献之后,张勉治认为,乾隆下江南的真正目的,是旨在通过这样的权力展示,主动回应当时清王朝所面临的水利危机、社会安定等一系列挑战,最终更好地维护王朝的统治。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南巡,与历史上的帝王“巡狩”既有延续性,又有着显著的差异。三代的帝王巡狩活动,在一些现代学者看来,原本是一种“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控制手段”,是为了适应当时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而定期举行的活动——欧洲的查理曼帝国和英国的金雀花王朝也是如此,统治者很少久居深宫,而总是“在路上”,以遏制各地因为“天高皇帝远”产生的离心力。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一集武力威慑与文化认同于一体的行动,就中国传统而言,强调的其实是后者,所谓“修文德以来之”;这也是为何宋代以后逐渐将巡幸视为一种高度礼仪化的活动,并因此染上民族色彩,因为此后几乎只有北方的非汉族政权中依然保持着这种军事化意味浓厚的巡狩。

然而,对巡幸的争议乍看是族群的差异,其实却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士大夫们之所以一再强烈反对,是因为这种兴师动众的出巡很难形成固定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打断正常的政治程序,也会对地方上的社会生活造成冲击和影响;但在康熙、乾隆这样的统治者看来,皇帝久居深宫,与外界隔绝,这正是怠政的表现,意味着君主力量的衰退。两者针锋相对:在前者看来,南巡造成的奢靡浪费要为清朝的衰亡负责,但乾隆为自己辩解时,恰恰认为统治者丧失能动性才会造成王朝的衰微。

这又涉及另一个关键问题:乾隆六次出巡,为什么无一例外都是“下江南”?很多民间传说都怀疑甚至认定他是因为在深宫中羡慕江南花花世界,从而潜在地将他贬低为隋炀帝、明武宗那样不甘受深宫拘束而想着外出游山玩水的形象,甚至在当时就已有御史孙灏等不少大臣当面谏诤,以至于乾隆不得不恼怒地为自己辩解:“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因为江南的繁华对他而言有着复杂的多重意味,既是吸引力,又是一种威胁和挑战——这很像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集征服对象与诱惑于一身。

江南既是整个清帝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域,也出产了最大比例的合格官员,但在政治上又是最不驯顺的,“反清复明”那种对前朝的认同和对异族的文化优越感也最强烈,而经历了清朝前期100年的治理之后出现的高度商业化经济,也是在江南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乾隆而言,这都是棘手的问题,因为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税赋固然有助于维持家产制国家,可以将商业巨富构成的私人依附者网络变为自己统治的一个支柱,但与此同时,它却也严重动摇、腐蚀了他统治的另一个支柱,那就是八旗子弟的军纪、武备,以及全社会质朴、安定的秩序。所谓“马背上的朝廷”,与其说是“帝国要马上赢得并进行统治”,不如说是一个姿态,旨在挽救帝国走向没落的趋势,未雨绸缪地防范尚武精神的衰败,以免最终丧失权力。

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乾隆比很多人都看得更远,更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从历代兴亡和所见所闻中,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日积月累的繁荣将推动社会发生转变,在安逸中不知不觉放弃原有的惯习,甚至极有可能让旧秩序走向瓦解,一如濮德培言,“商业化挑战了所有大帝国统治权力基础的预设条件”。为了避免这种衰亡的覆辙,他才一再反对奢靡,尤其强调旗人必须“返淳还朴”,严厉申斥他们武备废弛生疏的现状;与此同时又推崇金世宗“不忘故风,禁习汉俗”,突出“无逸”和“习劳”。简言之,他拒绝相信这些风气的变化是不可扭转的,而强调要“不忘初心”,重拾“艰苦朴素”的精神,以应对可预见的全面危机。

在这样的焦虑感驱使之下,南巡就成为自然的解决之道:它既能让最可能生变的地方产生“天高皇帝近”的震慑,唤起已被渐渐淡忘的征服记忆,同时又将新创建的健锐营带离京城,远离日常的安逸,重建季节性迁移和军事演练的尚武传统,因为南巡其实也相当于一次远距离的准军事调动。乾隆历次南巡平均费时115天,即便较小规模的几次,随行队伍也多达3000~3500人。不难想见,南巡要成功,也确实需要后勤、政治等各方面对这一长期、复杂的过程做出迅捷熟练的安排,一如本书所言,“为巡幸而进行的动员以及巡幸本身,就成了清廷纪律严明、有着善治能力的一个衡量标准”。

但即便如此苦心经营,乾隆的南巡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他对社会结构变革的保守反应是试图“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哪怕他一再施加外部约束,但并不能真正给予旗人“返淳还朴”的内在驱动力,更无法将江南的高度商业化纳入原有的轨道,一旦后继者不再试图逆势而为,整个社会又会按自身的逻辑向前演变。所谓“形势比人强”,此时单靠重申道德话语已无法对抗全社会的风气,这意味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朝廷的控制,即便是乾隆这样相对“有为”的君主,也无法逆转这一进程。

在此也可以看出,张勉治总结的“民族-王朝话语”掩盖了一点:乾隆的南巡虽然总是自称“法祖”,但与其祖父康熙的南巡之举,其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都是出于维持统治的必要,但康熙时代江南初定,更多是出于镇抚的必要,而乾隆却是一种有意识的、更具主动性的保守主义反应,两人所面对的社会语境与政治挑战是迥然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面临的问题要棘手得多,很多人甚至完全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南巡,只是将之视为一出莫名其妙的皇家花车巡游,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南巡的目的落空了。

这反映出乾隆时代的复杂社会语境:他南巡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长期繁荣之后社会的复杂分化现实,但恰恰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孕育出了更为多元的话语和能动的民众主体性。其结果是,统治者固然可以选择不同的话语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但帝国臣民同样可以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曲解并最终消解了统治者行动的意义,将之看作是虚伪的借口、荒唐的举动和意识形态的自负。因为同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和结果,这充分说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程度。

也因此,乾隆南巡最终成了绝响。在乾隆身后,南巡既无必要,也被证明为无效,逐渐为汉人所主导的官僚制进一步重申了按照正式法条和行政程序来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取消了南巡的意义。在很多人看来,此后的晚清历史是“王朝衰败”循环的又一例证,但确切地说,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要求“驯化君主”,代之以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政治安排。因为一个复杂分化又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要求既解放人们追逐利益的权利,又避免社会矛盾的加剧与爆发,这仅靠统治者重申道德原则是无法做到的,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政治传统都中找不到答案,而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建立起现代法治框架。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美]张勉治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

文章作者

维舟

关键字

清朝乾隆南巡江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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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2 02:55admin 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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